《說文解字》與易經的關系

西漢初隸書就已盛行,當時許多古書也都以隸書書寫,國家設立的“五經博士”大多也只能釋讀隸書典籍,故謂之今文博士。武帝時發現孔壁古文《尚書》、《春秋》、《禮記》、《論語》、《孝經》等用先秦文字書寫的經典,儒家經典從此有了今古文之分,也有了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的鬥爭,直至東漢末鄭玄的出現,打通今古文的藩籬,才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今古文鬥爭的一個問題就是字體,今文經用當時的通行字隸書書寫,古文經用先秦古文字(主要是戰國文字)書寫。今文經學家不承認古文字,認為所謂古文字,只是古文學家的偽托,研究古文字也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理,今文學家因而只推崇隸書,認為隸書古來如此,他們解釋經典文義也只依靠隸書,這就有許多解釋是靠不住的。正如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

諸生競逐說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曲中也。廷尉說律竟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針對今文學家以隸書解字釋經造成的曲解經意以及對社會上的用字及文字分析的惡劣影響,本著糾正對文字的誤解,本著尋求經意正解的目的,許慎編纂了以小篆為基本文字規範的《說文解字》一書。許慎的解說文字本著研究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在研究中注意古今字形的對比,注意文獻證據。如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鹹睹,靡不兼載。”雖漢時隸書已盛行,但許慎以小篆為正體,主要是為了便於通過分析形體以講解文字的本義。為了正本清源,《說文解字》注意理清文字以小篆為軸心的基本的形體系統以及大概的古今演變情況,因此,在說解中很注意古今對比研究,注意羅列籀文、古文以及當時的異體字,注意引證可信的古文經典,諸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等,博引通人之說。這樣,《說文解字》實際上成為一本可信的、指導人們正確地理解經典意義的工具書。

《周易》為“群經之首”,是中國古代最為特殊的哲學著作,其思想影響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從文獻實際看,許慎撰作《說文》,從文字的整體編排、文字性質的總結到具體文字的訓釋,都受到了《周易》的影響,《周易》的整體觀也使《說文》的釋義成為一個自成體系的系統。只有以這種整體的觀照、把握來研究《說文》,才能真正理解《說文》的文化價值。

從《說文解字•敘》可知,許慎建立的540部首,以“一”開頭,體現“唯初太始,道立於一”的意義,最後歸結到“亥”部,“畢終於亥,知化窮冥”,體現“亥而生子,復從一起”,“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的哲學意義,這一排列讓人們想到了事物發展變化的終始循環的規律,也說明《說文》的部首排列是一個首尾銜接、循環不已的圓,體現了事物的不斷發展、生生不已的精神,而540部統領諸字,正體現的是“孳乳而浸多”的由“(依類像形的)文”而“(形聲相益的)字”的孳乳衍生過程,而這與《周易》的由陰陽兩符號衍生八卦,進而由八卦衍生六十四卦的孽生歷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文為獨體,有類於八卦,字為合體,有類於重卦,書者如也,易者像也,其理則一。”《說文》歸納的540部首,是以《易》老陰數六乘以老陽數九再乘以十(“數之具也”)所得(6X9=54,54X10=540),《易》數九、六為陽數與陰數之極,極則變,變則通。因此,《說文》部首數的確立也是隱含有一定的意義的,即物極則變、變則通的道理。這一排列體現的是當時人們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宇宙及世界構成模式,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這一思想與《易•大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天道終則復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正貫徹了這一變通的思想,《乾》、《坤》為眾卦之始,《既濟》、《未濟》為終,“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未濟》即孕育著新的發展,是事物獲得新生的開端。這一窮變通久的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說文》部首的排序正體現了這一思想。以《周易》哲學思想為基礎,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意義相關),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形體相近)”為基本編排原則,《說文》把所收9353個字按形義關系有機地排列在一起,這是漢字發展史上第一次科學系統的漢字排列。正如張政烺先生所說:

許慎作《說文解字》,亦仿乎《易》,無論其欲理群類,達神旨,演贊其志,知化窮冥,即以形式論之,牽強附合,以足五百四十部首,乃取六與九之成數。其部首排次亦有深意,徐鍇仿《易序卦》作為《敘部》,最為得之。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探賾索隱,雜而不越,始一終亥,知天下之至賾不可亂也。後以治《說文》者,徐鍇猶能識許慎之旨,故其書名系傳,分通釋,部敘,通論,袪妄,類聚,疑義,諸篇,規模易傳。自此以降,惟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略知其意。自余諸家雖於文字訓詁聲音之理,造詣精微,或駕凌許君而上之,而於《說文》一書,能玩其大體者鮮矣。《說文》中存在的這種易學文化精神,往往不被人們所重視,或隨意加以指責。因此,很好地把握《說文》所體現的這種易道精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說文》所表達的意義系統。《說文》在對許多字解釋時貫穿了這種《易》道精神。如對“一”的闡釋:‘‘唯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這體現的是當時經學家的宇宙觀,是當時學者對經學意義上的“一”的解釋的歸納,其意義來源應該是儒家經典如《周易》等,《周易大傳》以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正如唐孔穎達《正義》所釋:“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或以為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說文》以“一”為第一字,其所釋是有深意的,並具有總括全書、貫通一切的意義。

《說文•敘》關於文字起源的論述具有發展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然而,從文獻實際看,這一觀點明顯地受到了《易大傳》的影響。《說文•敘》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像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像。”《易傳•系辭下》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像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看來,許慎接受了《易傳》的思想系統,以八卦為人類文明的最初形態。八卦是否與人類最初的文字有關,學術界向來爭論激烈,但考古發掘的周初銅器銘文以及甲骨上的“奇字”,經學者考證,是八卦系統的卦像,是數字卦,是先秦時原始的八卦系統書寫形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商周器物上的這些筮數易卦,不僅是用來反映八卦之像的,而且還發現有的單字或圖形文字與它們相連署。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四五•一著錄的一件銅卣內鑄有銘文“一一六八一六,召”,這裡的筮數當譯為《周易》的《渙》卦,《易》卦下的“召”字當是《渙》卦之像。商周器物上的圖形文字有的雖獨立存在,但因鑄刻在器物的特殊位置,實際上大都應屬卦像文字的範疇,只不過省略掉了筮數易卦。易卦是連接這些器物與文字的切合點。這說明八卦(最初用奇偶數來表示)本來就是原始漢字的一部分,八卦與原始文字的起源是密不可分的,《易傳》所敘應該是有一定依據的。此外,《易經》的“仰觀俯察”的觀照萬物的方式、“近取遠取”的具體而詳的比擬方式,無疑是後來文字產生發展的最基本方式,先民取用一切物像作為語言文字的資源,“這是初民對語言起源的一種理性解釋。這個解釋遠比西方流傳的擬聲說要合理得多”,這一方式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易傳•系辭下》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說文•敘》曰:“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選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兩相比較,《說文》比《易經》更明確地指出了結繩者以及初造書契的人,其所敘基本上是符合文字發生發展的實際的。結繩是人類文字產生的前奏,黃帝之史倉頡承包犧畫卦的“仰觀俯察”的觀物取像的認識外物方式,“見鳥獸蹄達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於漢字的整理、規範之功是已被公認的事實。“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由於文字的產生,教化得以宣明,文明得以發展,“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在這裡,《說文》約取《論語》、《周易》以論述文字之功。由此可見,《周易》的“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像其物宜”的“立像以盡意”精神與文字的“垂後、識古”的特點是一致的,准此,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如張政烺先生所說:“《說文•敘》首引《易系辭》,次釋夬卦像辭,述伏犧之所以作八卦,及書契代結繩而作蓋取諸夬。其意蓋以為書道實與《易》相通。《易》以像為本,《系辭》下雲,‘《易》者像也,像也者像也’,最為明顯。惟書之作亦本物像,《說文•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物像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之謂書,書者如也。因此,把握《周易》設卦觀像的精神,理解《說文•敘》的文字起源的論述並進而探討文字的本質,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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