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教的地域性差異

 

近年來,在各類全國性的宗教抽樣問卷調查中,已經注意到中國宗教分布在地域上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技術上的挑戰。最近的幾周,筆者和學生們與來自各省市的宗教領袖們座談,對於當代道教的地域性差異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

座談會上,來自山東的李道長開口就說:山東是一個宗教大省,道士有200多人,都住觀,沒有不住觀的散居道士;道觀有40多所;只有全真派道教,沒有正一派道教。考慮到山東的總人口是9000多萬,為何會是宗教大省,當場引起質疑。與臨近山東的江蘇相比,山東的道教規模並不算大。江蘇總人口7000多萬,登記在冊的道觀有132所,住觀道士400多人,散居道士人數1992年統計約為4800人。安徽總人口有6000多萬,開放的道觀只有10所左右,住觀道士有100多人,這種情況與山東類似;不過安徽承認正一派道教的存在,散居道士也有2000多人。遠在西南邊陲的雲南,有人口4000多萬,登記在冊的道觀有50多所,住觀道士有100多人,道教發展情況實際比山東還要快一些。從數字上講,山東的道教現狀,可能只略優於貴州,貴州有近4000萬人口,開放的道觀有10所,住觀道士不到30人。

山東李道長的介紹,引起筆者的思索。這幾個省份,人口相加為3億1千多萬,合計批准的道教活動場所約為250所,住觀的道士約為800多人。說制度性的道教在這些省份已經基本消失,僅僅是符號性的存在,應該也不為過。

從歷史的長河看,將中國本土文化經營到如此衰敝的地步,實在罕見。作為一位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客觀性是學術追求的重要指標所在;作為一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學者,筆者則深深地為這樣的文化景觀感到恥辱。當我們越是接近事物的真相,就愈感糾結。或許這就是很多教授在課堂上經常情不自禁、語無倫次的原因。

然而,情況並非全都如此。來自福建和浙江的道長,為我們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福建,總人口3500萬,登記的道教活動場所有1263所,未登記的有2萬多所,平均1000多人就有一家道觀,政府認定的道士有1300多人。廈門市面積為1569平方公裡,人口為250萬,登記的道觀有16所,道士有300多人,未登記的道觀則有2200多所,平均1平方公裡約有1.5所道觀。與西南等地的道士生計艱難不同,廈門市的道士月收入6000元,還留不住人才。與之毗鄰的浙江省,有4600多萬人口,登記的道教場所更達到2000多,未登記的不知其數。

就當前各地宗教發展的情況看,福建與浙江的宗教發展顯示出了特殊的活力,與其他省份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一狀況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在一定意義上,閩浙一帶是中國現代性最強的省份,正在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宗教作為民間事務,更多地回歸民間,遵循市場的法則,自我調節。而這種自由競爭格局下的多元競爭,使各種宗教文化都得到了繁榮與發展。以溫州為例,基督教徒自豪地將之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佛教也空前發達,而道教,僅登記的道觀就有1000多所。與宗教發展相應的是,福建、浙江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生活最發達、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宗教發展與社會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從這一角度看,閩浙宗教與社會發展的經驗具有示範性,值得其他地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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